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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张爱玲
　　·郭　为·
　　
　　　一、生活背景所决定的文学底色
　　张爱玲有一句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这句话概括了张爱玲笔下的世界，一个美好与丑恶无从分离的世界，一个风
　　雨飘摇中求偏安一隅的世界, 一个旷男怨女夙夕悲欢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成
　　就了张爱玲清贞决绝的目光、凌厉细腻的笔触。照批评家王德威的说法，张爱玲
　　具有“苍凉却华丽的末世视野”。张爱玲是那样一个世界的产物，因此不同凡响，
　　影响经久不衰。后来者模仿着张腔张调，却可望而不可及。颇具名气的当代作家
　　苏童曾叹道，他“怕”张爱玲——怕到不敢多读她的东西。
　　张爱玲有点像法国画家高更和梵高，或者英国作家劳伦斯和康拉德。他们都
　　处于一个时代的末期，对当时的传统有继承，但更多的是变异和颠覆。他们的出
　　现，给身后的时代画上了句号。因此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力远超过代表当时文化的
　　大家们。张爱玲就具有这样的末世情怀——继承、变异、颠覆，对当时的文化与
　　传统虽然无比留恋，却冷静地予以否定。
　　这就不免使我们对张爱玲所处的世界和语境产生好奇。值得读者庆幸的是，
　　张爱玲的散文作品几乎把她的家庭身世、个人生活、写作动机勾勒出全貌。不像
　　她同时代的其他女作家的诸如《致小读者》一类不痛不痒的文字，张爱玲的散文
　　作品非常personal，读来几乎能感觉到作者的呼吸。
　　虽然张爱玲是以小说家奠定历史地位的，她的散文作品也堪称大家，恬淡且
　　隽永，随意且敏锐，俏皮且感伤。有人说品读张爱玲的散文不能在乡间阡陌，不
　　能在小桥流水间，最适合的莫过于夏日的午后，坐在飘荡着古老爵士乐的咖啡馆
　　里，独自一人捧着咖啡慢慢品尝，让张爱玲带我们走进战火纷飞的年代，去领略
　　两个令我们心旌摇曳的城市——上海和香港。
　　我的这个读书笔记系列，暂且抛开张爱玲的小说不谈，仅尝试集中从几个侧
　　面通过她的散文去体会张爱玲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女作家所生活的世界
　　和她关注世界的眼光。
　　张爱玲一九二零年生于上海，奶奶是大清李鸿章的女儿，可以称得上真正的
　　末代贵族了。她从小就在新旧两种力量之间身受挤压。父亲是抱残守缺，碌碌无
　　为；而母亲很新潮，身为小脚女人，却不甘做男人的附庸，向往自由，最后实践
　　了“娜拉出走”那一幕，成为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的一员，后来主动离婚，与旧
　　势力彻底决裂。
　　代表新旧两种势力的母亲和父亲都给张爱玲以极大的影响。
　　由于母亲长年在国外，来去匆匆，与张爱玲团聚的时间并不多，遥远而神秘。
　　因此张爱玲对她并不觉得十分可亲。她在《私语》中回忆：
　　“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
　　里了。有她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
　　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
　　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
　　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母亲的留洋，给了张爱玲对自由莫名的向往和海阔天空的想象：
　　“英格兰三个宇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
　　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
　　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
　　张爱玲回忆母亲这样教过她绘画：“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背景看上去
　　应当有相当的距离，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这段话给张爱玲留下极为深刻
　　的印象，是西方美学给张爱玲的第一次冲击。这不仅仅是涉及色彩和构图的技巧，
　　而且引深到创作心理学中的“距离感”。张爱玲从小就表现出绘画天赋，还曾为
　　自己的作品配插图。曾有过“想学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
　　的梦想。虽然她最终没当成画家，但在文学创作中的审美把握却得益于母亲帮她
　　培养的艺术感觉。
　　“画图之外我还弹钢琴，学英文，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
　　的风度的。此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我母亲说起它的
　　历史，竟掉下泪来。”
　　父亲的影响主要在古典文学方面。父女二人曾不止一次地一起切磋《红楼
　　梦》，这是张爱玲最接近父亲的时刻。张爱玲自己也承认自己“实在熟读《红楼
　　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
　　而母亲则在当代文学和西方美学上使张爱玲受益匪浅。她这样回忆和母亲一
　　起读老舍的小说《二马》：“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
　　我靠在门框上笑。”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
　　目标。……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
　　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
　　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划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
　　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
　　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
　　存了这一点。”
　　张爱玲的童年是孤独的，文学给了她慰藉，但内心却像无根的浮萍。母亲多
　　少能使她感受到亲情，但又很少在她身边。她这样回忆送别母亲的情景：
　　“不久我母亲动身到法国去，我在学校里住读，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
　　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
　　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
　　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
　　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破碎的家庭留给张爱玲一颗破碎的心。而父亲的萎靡颓废和冷漠无情又早早
　　给张爱玲留下万劫不复的阴影。父母离婚后张爱玲开始与父亲一起生活，她这样
　　回忆父亲的家：
　　“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
　　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
　　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
　　喜欢。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
　　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4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
　　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
　　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
　　我后母也吸鸦片。结了婚不久我们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
　　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
　　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磕睡，阴暗的地方有
　　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
　　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
　　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的早期散文中大量描写她的个人身世和家庭成员的种
　　种。在发表这些文字时，她父亲、母亲、弟弟、姑姑、舅舅都还在世。但张爱玲
　　写他们却毫无情面，全无顾忌，不在乎他们的感受。她小说里的人物也常以自己
　　身边的人作为蓝本。譬如她舅舅就是《花凋》那个“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子”。而
　　这些人看到张爱玲笔下的自己，虽然有所不满，但却没有人公开表示异议。大概
　　张爱玲写的基本符合实情，所以只好装聋作哑。就连张爱玲写自己唯一的的弟弟，
　　也全是嘲弄和鄙视。一九九五年张爱玲去世后，她的弟弟张子静开始写回忆录
　　《我的姐姐张爱玲》，开篇便写道：“张爱玲笔下那个很美而没志气的弟弟，就
　　是我。”
　　如果说对弟弟只是轻蔑，对后母只有愤恨：
　　“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
　　百了。”
　　唯一得到赞美比较多的是张爱玲的姑姑。她曾为了替张爱玲鸣不平被亲哥哥
　　打伤住进医院。
　　张爱玲描写父女关系，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近乎血泪控诉：
　　“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
　　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
　　狂的。”
　　这样的“癫狂的”的心理感受，就近而论，使张爱玲当时看窗前的明月光都
　　充满“静静的杀机”；从长远看，酝酿了张爱玲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文学底色。
　　“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病了
　　半年，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
　　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
　　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张爱玲“华美的”旗袍上面,岂止“爬满了虱子”。
　　”我也知道我父亲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
　　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
　　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
　　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张爱玲在她的散文里毫不掩饰地抚摸着自己身上的伤疤，直截了当地倾诉着
　　苍凉的孤独感。然而，这样一个对世间的美好极度敏感的年轻的内心所不该拥有
　　的孤独感，却使张爱玲把个人感情的追求深深地埋在心里，只字不提。
　　弟弟张子静总是远远地以阅读姐姐作品的方式关注着她的动向和心理活动，
　　因为了解姐姐的他能够像张爱玲自己所说的那样“在两行之间另外读出一行”。
　　但他吃惊地发现：“她和胡兰成恋爱、结婚这件事，我竟没能‘在两行之间另外
　　读出一行’。”（ 《我的姐姐张爱玲》）
　　张爱玲两段不幸和残缺的婚姻，与其说是遇人不淑，倒不如说是慌不择路，
　　使她不得不在孤独的路上只身一人走到生命的终点。就连她最后的亲人弟弟张子
　　静也变得可有可无。一九五二年连招呼也没打一个就永远地离开了中国。《我的
　　姐姐张爱玲》以下面的话作为结尾：
　　一九五二年我调到浦东乡下教书。那时大家都忙着政治学习，我也较少回上
　　海市区，和她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那年八月间，我好不容易回了次市区，急急忙忙到卡尔登公寓找她。姑姑开
　　了门，一见是我就说：“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把门关上。
　　我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都是穿人民装的人。我记起有一
　　次她说这衣服太呆板，她是绝不穿的。或许因为这样，她走了。走到一个她追寻
　　的远方，此生再没回来。
　　姐弟从此永远分离的结局令人感伤，使人想起张爱玲描写的另一段催人泪下
　　的姐弟情景：
　　“我逃到母亲家，那年夏天我弟弟也跟着来了，带了一只报纸包着的篮球鞋，
　　说他不回去了。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
　　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
　　《私语》是张爱玲散文作品中较长的一篇，最详尽地描写了作者童年生活一
　　幕幕，是研究张爱玲的一个切入点。这篇以下面的话作为结尾：
　　“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
　　‘托，托，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
　　这正是张爱玲的现实生活和感性世界的缩写。